关于南京方言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思考                
方言的存在，是一种语言在经历长期的演化和发展后所必然产生的分化现象，也是文化多样性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对于南京方言的研究，促使我们从技术、方法和指导思想等不同的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们认为，就我们所处的水平和地位，在研究目的上必须首先找准定位，要找出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借鉴前辈已有的成绩，特别是要参考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一系列成就。
或许南京方言并不是汉语最有代表性的方言，而且使用的人数和被关注的程度也很有限，但是，它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南京方言“血统”高贵，历史悠久，远在六朝时期由当时最标准的“帝都口音”——洛阳音和本地的吴语相互融合而定型，此后在明朝初年南京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因全国各地富户迁徙而带来的居民的融合，从而又对南京方言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南京方言在经历这两次重要的转折时都处于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第一次转折的背景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族知识分子随东晋统治集团南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居住到现在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奠定了长达300年的金陵六朝文化的基石。尤其是对中国声韵学研究有最重大贡献的“永明体”诗人群体（代表当然是沈约），他们几乎都居住在南京地区。凭借着“永明体”诗歌和诗歌理论的强大感染力，以沈约为代表的主要来自江南各地区的几代诗人（以及他们所操持的语音）不可能不和当时的金陵音产生双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当时的南京方言有机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南朝“永明体”诗人所编的韵书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种机会是不多见的。第二次转折的背景则是朱元璋的个人意愿——仅仅为了削弱地方豪强势力，人为迁徙天下富户“云集京师”。而入住南京的富户们后代中知识分子不乏其人，更由于其经济势力的影响，使得各地方言的精华能够更方便地融入南京话里。可以说，南京方言是全国许多方言中极其少有的受到如此多种类外来影响的一个特例，这使得现代南京话具有朴素、灵活、刚柔相济的鲜明特色。
在当代中国的语言学家对各地方言的分类中，南京话往往被派入所谓的“江淮官话”区，但是应该说这种分法是有缺陷的。如上所书，南京方言曾经受到过各地各种语音的广泛影响，使之在本质上与临近的江淮和吴越各方言区的方言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机械地“一刀切”的办法有着很大的不妥。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语言学（当然也包括其中的语音学）是在新文化运动后从西方引进的“外来货”，基本上脱离了中国古代音韵学研究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自20世纪初的起步阶段起就暴露出“全盘西化”、照抄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弊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代中国学者们对中国的传统音韵学自然是扬弃多于继承、批判多于借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他们（其中包括王力等）的著作中对汉语语音所采取的注音方法，既不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土生土长的、最符合中国语音实际的反切注音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看懂的汉语拼音注音法，更不是台湾所使用的注音字母注音法，而是用所谓的“国际音标”。当然，在有些早期的作品写作时，现在广为应用的汉语拼音还没有出现，但是几十年后再版的时候，原作者也丝毫没有要修改的意思。同样，在他们的著作里，连篇累牍的固定格式是：先列出西方有关的理论、概念或语言现象，然后再用汉语和之相比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研究有着光辉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点，这是我们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的。它和当今“西洋化”的语言学研究在语音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古代的音韵学者们特别重视对韵母和声调的研究而基本不关心声母，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先进的“模糊研究法”（详下）。汉语和所有的西方字母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发音特点，尤其是汉语有声调的不同和变调现象，而这也正是指导我们进行方言（特别是南京方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