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南京方言和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相关思考 
 在对南京方言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音韵学者们的态度和方法都是非常严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将中国现存的所有方言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存在入声的南方方言系统和不存在（或是已经取消）入声的北方方言系统。那么，一直被认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晋语就应当被归入南方方言系统；而内部极其繁杂和歧异的过去所谓的“江淮方言区”就将从本质上需要全盘从新审核。事实上，以入声存亡为标准的南北（并不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方言的分化至迟始于宋代，因为以当时北方实际语音为基础的元曲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或是已经完全取消）了入声。相比而言，保留入声的南方方言更加接近古音，通过现代南京话和韵书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南京话和古音的契合程度是较高的。
套用西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企图用国际音标对汉语及其各种方言进行注音和分析）的努力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我们认为，采取这种分析法的人的最大的错误在于对汉字的韵母强行加以拆分，企图参照西方的字母文字的单词发音将之分割成一个一个的简单元音音素。于是，在进行汉语拼音的注音时（以下均见于《汉语拼音方案》），对“哀”注音为ai，对“歪”注音为uai，也就是认为“uai”（姑且就用汉语拼音表示）是由“u”和“ai”两个单元音的韵母拼出来的，这应该还没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并没有区分声母、韵母和元辅音的概念，也允许这种拆分），但是对“安”注音为an，而对“烟”注音为ian，认为“ian”是由“i”和“an”拼成的，这恐怕真的只能在鼻音很明显的普通话（北京方言）中这么分解，在很多别的方言——至少在南京话中，我们是不能简单地把“衣”和“安”连起来就发出“烟”这个音的（更典型的例子是en和in）。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这里只举一例）：《汉语拼音方案》里对“鹅”注音为e，对“耶”注音为ie，对“约”注音为üe，认定“ie”是由“i”和“e”拼成的，而“üe”是由“ü”和“e”拼成的，这实在是很荒谬，不论是哪个方言区的人都很难将“衣”和“鹅”连读成“耶”或是将“迂”和“鹅”连读成“约”——甚至很难发出一个比较“正常”而不太拗口的音。于是有人相应提出，“耶”不是ie，而应该是iai（见于余浩然《现代诗韵》），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更接近于实际，但仍然很牵强。倒是近100年前编制注音字母的老一辈学者们比较圆通，在注音字母中，与i相对应的是ㄧ，与e相对应的是ㄜ，与ai相对应的是ㄞ，而“耶”这个音，既没有用“ㄧㄜ”也没有用“ㄧㄞ”来表示，而用的是“ㄧㄝ”——“ㄝ”是所有注音字母中唯一不能单独出现的韵母。也就是说，注音字母体系中默认“耶”这个音是由“衣”（或者说“i”）和另一个特殊的“不存在”的元音拼合起来的。我们觉得，采用这种方式，不如老实地承认汉字的韵母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我们在南京话中所听到的那样。
出现争议是好事，它清楚地揭示出现在的拼音体系的矛盾，而相对于汉语拼音来说，直接使用国际音标注音最时髦，问题也更大。将现在的四种注音方法分一下类可以知道：反切注音法历史悠久，是一种“相对注音法”，所用于注音的是汉字自身，因而没有绝对的读音标准，特别适合国情；由于汉语的语音附着于文字的特点和汉字的相对稳定性和广泛性，能够为操持不同方言的人广泛地自由运用而不影响自身所用方言的发音，但是需要使用者自身具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做基础。其它三种注音方法都是“绝对注音法”，特点是用于注音的是符号，并且这些符号本身已被赋予了特定的读音；所不同者，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音素较少，但完全依据北京方言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中国化”了，而国际音标的目标是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从机械的字母语言中提炼出的国际音标，能否直接应用于拥有变幻莫测的的方言和相应语音变化（很多是微小的变化）的汉语的注音呢？结果是否定的。关于汉语的语音，中国宋代的词学家（兼音韵学家）提出要结合阴阳、轻重、清浊、四声（平上去入）、五音（唇齿舌牙喉）、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六律（古乐十二律吕）来分析，我们应用简单的数学知识就可以算出变化的种类：2×2×2×4×5×5×6=4800。当然，在实际中汉字的读音不必也不可能这么复杂细致，但是考虑到方言和在口语中语音的变调现象，实际汉语的语音音素变化实在是浩如烟海、不可胜数。使用国际音标注音的人，如果仍然试图对汉字的韵母进行解析，那么结果只会更糟。
  
 在对南京方言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音韵学者们的态度和方法都是非常严谨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将中国现存的所有方言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存在入声的南方方言系统和不存在（或是已经取消）入声的北方方言系统。那么，一直被认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晋语就应当被归入南方方言系统；而内部极其繁杂和歧异的过去所谓的“江淮方言区”就将从本质上需要全盘从新审核。事实上，以入声存亡为标准的南北（并不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方言的分化至迟始于宋代，因为以当时北方实际语音为基础的元曲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或是已经完全取消）了入声。相比而言，保留入声的南方方言更加接近古音，通过现代南京话和韵书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南京话和古音的契合程度是较高的。
套用西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企图用国际音标对汉语及其各种方言进行注音和分析）的努力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我们认为，采取这种分析法的人的最大的错误在于对汉字的韵母强行加以拆分，企图参照西方的字母文字的单词发音将之分割成一个一个的简单元音音素。于是，在进行汉语拼音的注音时（以下均见于《汉语拼音方案》），对“哀”注音为ai，对“歪”注音为uai，也就是认为“uai”（姑且就用汉语拼音表示）是由“u”和“ai”两个单元音的韵母拼出来的，这应该还没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并没有区分声母、韵母和元辅音的概念，也允许这种拆分），但是对“安”注音为an，而对“烟”注音为ian，认为“ian”是由“i”和“an”拼成的，这恐怕真的只能在鼻音很明显的普通话（北京方言）中这么分解，在很多别的方言——至少在南京话中，我们是不能简单地把“衣”和“安”连起来就发出“烟”这个音的（更典型的例子是en和in）。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这里只举一例）：《汉语拼音方案》里对“鹅”注音为e，对“耶”注音为ie，对“约”注音为üe，认定“ie”是由“i”和“e”拼成的，而“üe”是由“ü”和“e”拼成的，这实在是很荒谬，不论是哪个方言区的人都很难将“衣”和“鹅”连读成“耶”或是将“迂”和“鹅”连读成“约”——甚至很难发出一个比较“正常”而不太拗口的音。于是有人相应提出，“耶”不是ie，而应该是iai（见于余浩然《现代诗韵》），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更接近于实际，但仍然很牵强。倒是近100年前编制注音字母的老一辈学者们比较圆通，在注音字母中，与i相对应的是ㄧ，与e相对应的是ㄜ，与ai相对应的是ㄞ，而“耶”这个音，既没有用“ㄧㄜ”也没有用“ㄧㄞ”来表示，而用的是“ㄧㄝ”——“ㄝ”是所有注音字母中唯一不能单独出现的韵母。也就是说，注音字母体系中默认“耶”这个音是由“衣”（或者说“i”）和另一个特殊的“不存在”的元音拼合起来的。我们觉得，采用这种方式，不如老实地承认汉字的韵母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我们在南京话中所听到的那样。
出现争议是好事，它清楚地揭示出现在的拼音体系的矛盾，而相对于汉语拼音来说，直接使用国际音标注音最时髦，问题也更大。将现在的四种注音方法分一下类可以知道：反切注音法历史悠久，是一种“相对注音法”，所用于注音的是汉字自身，因而没有绝对的读音标准，特别适合国情；由于汉语的语音附着于文字的特点和汉字的相对稳定性和广泛性，能够为操持不同方言的人广泛地自由运用而不影响自身所用方言的发音，但是需要使用者自身具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做基础。其它三种注音方法都是“绝对注音法”，特点是用于注音的是符号，并且这些符号本身已被赋予了特定的读音；所不同者，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音素较少，但完全依据北京方言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中国化”了，而国际音标的目标是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从机械的字母语言中提炼出的国际音标，能否直接应用于拥有变幻莫测的的方言和相应语音变化（很多是微小的变化）的汉语的注音呢？结果是否定的。关于汉语的语音，中国宋代的词学家（兼音韵学家）提出要结合阴阳、轻重、清浊、四声（平上去入）、五音（唇齿舌牙喉）、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六律（古乐十二律吕）来分析，我们应用简单的数学知识就可以算出变化的种类：2×2×2×4×5×5×6=4800。当然，在实际中汉字的读音不必也不可能这么复杂细致，但是考虑到方言和在口语中语音的变调现象，实际汉语的语音音素变化实在是浩如烟海、不可胜数。使用国际音标注音的人，如果仍然试图对汉字的韵母进行解析，那么结果只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