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应的，中国古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了韵书的编制上，韵书是直接为文学创作（主要是诗词创作）服务的，其编撰仅仅与语音的韵母和声调有关，和声母无关，而汉语语音的难点恰恰都集中于韵母和声调部分。韵书的编撰不需要也不可能依据某种方言将每个字的读音固定，相反它是要尽可能在纷繁的方言和变调中找到共同点，在严谨和灵活这两极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它最大程度地考验了编者的识别和判断能力，需要编者在复杂的关系中间找出主要矛盾，这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说几种方言的人就能完成的。韵书的编制实在是中国古代学者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自从有了韵书出现，它和实际语音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般地说，韵书总是和当时（尤其是它产生时期）的优势方言比较接近的，而在这方面，南京方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南北朝时期“永明体”诗人是最早的韵书编纂者（在此之前三国时期所编的韵书早已失传），这些韵书虽然也已经失传，但是隋朝陆法言所编的《切韵》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切韵》是此后一切官修（或私修）韵书的基础。前文已经说过，南京方言在六朝时期和“永明体”诗人群体（包括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皇帝本人）之间有着双向的影响，可以算是当时的标准口音；同样，隋唐之交的陆德明在编写著名的《经典释文》的时候，为经典注音时所采用的参考音就是金陵音，这在事实上也是肯定了南京方言的标准地位。
我们应该看到，各地的方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古音的影响，相对而言，南方方言系统更接近于传统。如果简单地通过韵书和现代实际语音进行对比，可能浙江和广东的方言与韵书契合程度最高，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注音方法是没有标准音的，韵书也不例外，通过对历史上标准语音的演变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分析，我们认为：现代的粤语等方言和古代实际语音是相差甚远的。而且，我们对标准语音的选择有一个关键性的“功利”的目的，就是使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为操持不同方言的人听懂和接受——基于这一点，当初普通话才选择了北京方言作为标准语音。然而，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现有的普通话系统呢？不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汉语具有南北两大方言系统，对广大操持南方各方言的人来说，现有的普通话不能满足需要；更重要的是，普通话（北京方言）由于缺少入声，语音又严重背离了汉语的传统（这些都可以从和韵书的对比看出来），在发音时鼻音过于饱满而音调又过于平和，以至于失去了汉语固有的抑扬顿挫的变化（主要是失去了入声的刺激和拉动作用）。同时，普通话不能有效地用于朗读古代的诗、词、曲、赋和文——因为语音相差太远，不能正常地押韵，从而不利于祖国光辉璀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这个方面，南京方言具有它独特的优势：因为南京话与北京话相似，能够广泛地被外地人听懂和接受，又得益于和古音较高的契合程度以及自身固有的灵活地变音和变调现象，能够很好地应用于古诗文的诵读。我们认为，在短期内，中国需要两套并行的标准语音系统——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北方普通话（简称北普话，也就是现在用的所谓“普通话”），还有以南京方言为基础的南方普通话（简称南普话）；而从长期看，中国现有的各种方言自身都还在演变和发展，所以标准语音也决不能一成不变。
可惜的是，具有光辉历史和灿烂前途的南京方言现状却不容乐观。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大力推广“普通话”，也由于原本使用南京方言的人数就有限，近年来会讲南京话（尤其是比较纯粹的南京话）的人是越来越少；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南京方言中许多独特的词汇和俗语（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已经来不及写了）正在逐渐地失传，这其实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还是一个民俗学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迅速得到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的重视，不要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历史的罪人。